《強制移住》：原住民為何會被強制移住？帶來什麼影響
時間｜2024年7月26日
地點｜濕地venue展演空間
主講人｜葉高華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強制移住》作者）
主持人｜白廷奕 （法客電台主持人）
文/JL
法律白話文運動於2024年辦理「注視社會裡的大象」選書系列講座活動，精選八本探討不同議題的書籍，讓讀者及聽眾對於臺灣社會曾經發生或是正在發生的事情能有進一步的認識。本場次邀請《強制移住》作者葉高華老師，透過豐富的史料及數據論證，為大家揭示真實的歷史及族群遷移的演變。
在活動的一開始，葉老師說明了《強制移住》這本著作，主要是關於臺灣高山原住民，姑且不論現今社會許多居民搬遷到都市的情況，單就部落而言，其實大概已經有一半以上的居民住在山腳地區而非山上，本書便是探討為何會有將原住民族強制從山上遷移至山腳的情形發生，以及這樣的事件帶來什麼樣的後果。
葉老師首先提供了1930年高山原社分布圖，並與1942年資料相互對比，原社在歷史文獻上稱為蕃社，約略可以理解成村落，每個圓圈代表一個社，大小代表人口規模，不同顏色則代表現代族群分類。對比後可以發現不同族群有混雜交錯的情形，是後來強制遷移造成的後果。雖然1930年以前或是1942年以後也都有遷移的情況，不過這段期間的遷移最為劇烈，許多原社都被強制性非自願移動。
擷取自《強制移住 : 臺灣高山原住民的分與離》第19-20頁
強制移住為什麼會發生?
普遍流傳的敘事框架與日本學者的論點
老師首先展示了普遍流傳在民間的說法，例如原本居住於現在屏東縣獅子鄉的排灣族的根也燃社(Qinaljan)，後來被移動到臺東達仁鄉安朔村，這樣的遷移可以說是整整翻越了中央山脈，當地耆老流傳的說法是因為地質不良容易引發坍方，為了生命財產安全而移動，然而單就此緣故並無法解釋為什麼族人要翻越中央山脈，而非只是移動到附近的安全地區就好。此外也有說法流傳稱由於抗日激烈的南蕃事件發生，日本政府為了避免他們再度抗日就故意將他們與大龜社群拆散，遷移到遠方便難以聯繫。
然而若仔細考證史料可以得知南蕃事件發生於1914年，但根也燃社是1941年遷移，中間相隔將近三十年。此外查看官方記載可以得知抗日力道更加劇烈的社群大有人在，但卻並沒有受到這樣的遷移，這也是難以解釋的疑點。此外，老師也提到這樣的敘事框架普遍存在各地各個族群中，例如在現今桃園復興區的泰雅族嘎色鬧部落(Ksunu')、布農族以及賽德克族廬山部落，同樣也有聚落因抗日勢力劇烈而被日人分化的說法。這樣的敘事框架為何如此盛行? 葉老師整理出三個原因，首先是通俗易懂，其次是由於二戰後官方推行教育帶有仇日的元素，使得在民族史觀中強調祖先抗日容易被接受，第三則是由於日本政府已不在現場，因為國民政府來台後仍推動不少強制移住，但在執政的時空下很少聽到這樣的說法。
綜合以上原因，不難看出為何上述敘事框架會廣為流傳，但葉老師也強調，這樣的敘事框架容易隱藏倒果為因的風險，強制移住確實導致幾個結果，但這些後果往往是副作用而並非事件原本的起因與動機。
集團移住政策主要的目標是什麼?
日本學術界的觀點
葉老師接續說明學術界如何解釋強制移住，首先談到矢內原忠雄，其在著作《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中描述「日本現在已經開始向蕃地敲門了，近年政府的措施就是讓高山蕃社向平地移住，這樣高山的林野就會因為高山蕃社下山獲得自由，資本就可以進來開發山林資源了，最後資本就會征服臺灣全島。」概括而言，矢內原忠雄指的是原住民盤據山林會阻礙開發，殖民統治者遷移原住民以幫資本家掃除障礙，山林資源空出來後，資本得以進入利用。
葉老師提到矢內原忠雄這套說法後面有很多追隨者，直到近代也有許多學者抱持相同觀點，這種論點具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矢內原本身追隨馬克思主義的史觀，強調資本主義化推動歷史的進展。
另一派說法則是由日本學者松岡格所提出的「地方化」觀點，在近年亦引起許多討論，大意是：只要是統治者就會想要把原住民社會整體收編到一元式的行政體系之內，因此為了要收編必然要把他們移住到山腳，而這樣的地方化目標並不會因為發生哪些事件或換了統治者而改變。
這兩派論點雖然看似合理，葉老師進一步點出其中的問題，這兩派的說法雖然各自強調不同的力量，一派側重於資本主義，另一派則強調地方化，但它們對歷史的結局都是以命定的方式看待，認為歷史的發展是線性的，並不存在其他可能的路徑，然而這卻忽視了歷史發展過程中的阻礙和轉折。
日治時期強制移住的三個階段
葉老師接續說明提到，僅就日治時期而言，關於強制移住政策可分為三個相當不同的階段，而每個階段的動機與做法都有所不同。
第一階段是在1920年以前，當時總督府對於是否遷移原住民並沒有全盤規劃，而是交由地方自行處理，因此，各地的做法不盡相同。例如在北部，對於泰雅族和太魯閣族等社群，當地政府在征服某個社群後，通常會將他們移至隘勇線後方、警備道路沿線或警察駐在所旁邊，以便於管理和控制，這些移動通常不會太遠，仍在原居地附近。此外，還有如矢內原忠雄所描述的，為了資本主義利益而驅逐當地原住民的例子，其中最著名的是泰雅族的大豹社群。他們原本居住在現在的三峽區山中，後來因為當地有豐富的樟腦資源而被驅逐，大部分後來遷至桃園復興區。另一種情況是宜蘭的松羅和崙埤部落，他們是從桃園復興區主動遷移過來的。在殖民統治者進來之前，原住民本來就經常遷移，但在統治者進入後，遷移需要向官方報備，結果這些遷移被視為「業績」，也被當成集團移住的案例。總之，第一階段的情況非常多樣。
到了第二階段，即1920年後，總督府發布了一套命令，要求所有原住民的遷移都必須經過總督府的認可。這意味著遷移的權限從地方政府收回到總督府，由總督府進行全面的規劃。此時，總督府開始明確劃定土地，因為早期原住民的土地與當代的土地所有權概念不同，沒有明確的邊界。官方希望將土地邊界劃清楚，開始劃定原住民保留地，稱為「蕃人所要地」，並以每人三公頃為標準進行劃分。然而，有時劃出的保留地不夠大，無法容納所有人口，因此他們想辦法將部分人口移出，這就是1920年代集團移住的特徵，主要是將大部分人口留在原地，只移出少部分人。
到了第三階段1930年代，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政策變成將原住民大規模地移至山腳下種植水稻。老師指出，這種變化與霧社事件密切相關。霧社事件引發了政壇的震動，臺灣總督府高層集體總辭，新上任的總督太田政弘認為過去的理蕃政策失敗導致悲劇發生，因此在1931年12月發布了新的理蕃政策大綱，正式將移住山腳列為政策目標，而《強制移住》這本著作主要討論的就是從第二階段到第三階段的轉變。
霧社事件前後的移住轉變
在霧社事件之前，官方忙於劃分原住民保留地，每人三公頃的標準並沒有充分的依據。原本的計畫是讓大部分原住民留在傳統領地，僅將過剩的少部分人口移出，進行局部的人口交換，但霧社事件促使歷史出現了轉折。
在了解劃設保留地之前，必須稍微理解森林計畫事業。自1925年開始，統治者針對68萬甲的國有林地區進行用途劃分，包括「要存置林野」（土地國有，不能私有化）、「不要存置林野」及「準要存置林野」。當時統治者認為，如果將原住民土地私有化，會像平地原住民一樣，很快流失到漢人手中。為避免此情況，「準要存置林野」被劃定為國有地，專供原住民使用，以此劃設保留地。例如，若某地有一千人，每人三公頃，而只能劃出兩千七百公頃的保留地，那麼就只能容納九百人，過剩的一百人必須移出。
在1930年，蕃地開發調查正式啟動，主導者為理蕃課，他們的調查與實施方法建立在先前殖產局山林課所主導的森林計畫事業基礎上，僅作繼承和微調，劃地的方法也基本一致。
然而，霧社事件後，總督府人事變動，關鍵人物岩城龜彥便在這個時期進入理蕃課。岩城來自琉球地區，當地地勢高聳，沒有適合種植水稻的土地，來到日本本島求學後，認為種植水稻是農業文明的最高境界，此外，他的背景完全是農學，可以說是水稻至上論者。
初到理蕃課時，岩城無法立即改變原有的作法，但霧社事件發生後，新任總督檢討以往的政策，給了岩城施展抱負的機會。他將水田中心的思想寫入了理蕃政策大綱中，其中第五條就是獎勵水田耕作這種集約農業。翌年，他還要求地方政府調查轄區內適合開發水田的區域。岩城當時留下的文字表明，他希望讓現有的八萬六千多名蕃地蕃人全面享受文明的恩澤，為此，他引入了技師平澤龜一郎，將水田中心主義成為理蕃政策的核心。這一背景幫助我們理解1930年代霧社事件之後原住民移住山腳的脈絡。
時間快轉到了1950年，許多曾在臺灣擔任總督府官員或進行原住民研究的學者在東京舉辦座談會，討論並檢討當年施政，平澤龜一郎出席時仍堅信白米是文明進化的表徵，但在場其他學者，如馬淵東一則駁斥了這一說法。馬淵指出，原住民在山上生活時，除了種植小米，還可以通過打獵獲得均衡的營養，但自從遷至山腳種植水稻後，他們因為沒有時間打獵，導致營養不良。馬淵雇用原住民青年擔任高山嚮導時，也明顯感受到他們體力的差異。
此外，平澤自己也提到，衛生部門曾因瘧疾問題而反對遷移政策，因為平地地勢以及濕熱的環境容易滋生瘧蚊，而世居高山的原住民也會因此受到衝擊。這種情況曾使布農族深受其害，最早遷下來的卓社群幾乎全員染上瘧疾，死亡率超過一半。
座談會的主持人宮本延人進一步指出，原住民本是山區居民，應該發展山上的產業，完善上下山的道路，而不是強制他們遷至山腳。鈴木秀夫則回憶說，當時台灣正著手建立國家公園，認為應讓原住民成為國家公園的工作人力。
這些反對意見展示了統治者和國家內部各派別之間的分歧與權力爭奪。歷史的發展方向並非一帆風順，而是隨著不同派別掌權而有所搖擺。
歷史的偶然性與複雜性
葉老師以豐富的史料及不同的角度回應兩位日本學者的論點，並強調了歷史的偶然性。由於霧社事件的發生，新的總督府下令檢討以往策略，而任職於關鍵位置的農業技師岩城龜彥，也因此獲得正當性去改變既定的方針。
葉老師進一步補充說，平澤龜一郎作為蓬萊米第一線的技術培育者，曾使臺灣農民收入大幅加，這展示了歷史的複雜性。平澤既是受到臺灣農民感激的人，但同時也是迫使原住民離開傳統領域的執行者，這些都顯示歷史難以用簡單的黑白或善惡來區分。
岩城龜彥原先計畫用十年的時間將三萬多人移至山腳，然而，儘管岩城與平澤「雙龜體制」的水田中心主義在政策執行上取得上風，實際計畫卻難以落實，除了因為原住民社群的抗命，也因山腳地帶並沒有太多適合開闢成水田的國有地，土地取得不易。
隨後，日本開始發動戰爭，印尼的物資被禁運至日本，日本因此希望自行發展咖啡、可可、奎寧等熱帶物資，而在殖民地中，唯一的熱帶地區便是臺灣南部。因此，接近1940年時，在屏東及臺東發展熱帶栽培業成為了國策，當時，理蕃部門認為將移住與熱帶栽培業結合，可以正當取得土地。然而隨著日本於1941年控制了東南亞熱帶經濟圈後，這股熱潮隨之冷卻，理蕃課的企圖也無疾而終。
從這一連串的事件中，可以看出歷史的發展是曲折而非直線前進，難以僅用單一因果來分析。
結語
最後，主持人提到，我們在看待歷史時，應該保持更加謙卑的態度。雖然強制移住通常被認為對原住民造成了負面影響，但如果跳脫「好」或「壞」的評價框架，單純觀察影響，會發現其中的複雜性。例如，布農族卓社群移住後遭受瘧疾的衝擊，但同時移住也意外使得婚配變得更加方便。亦或是一些以往敵對的社群，在移住後關係反而改善。這些例子提醒我們，平常看待歷史時容易陷入預設立場，但今天的講座不斷挑戰這種觀點，讓我們能更客觀地看待歷史。
由於時間關係，在講座中無法全面討論所有被移住的社群，例如排灣族與魯凱族的強制移住案例，然而，這些案例都已透過葉老師對豐富史料的爬梳與整理，詳盡地記錄在他的著作《強制移住》中，推薦大家進一步閱讀這本書，以更全面且寬廣的觀點來理解臺灣的族群歷史。
Q&A
聽眾1：當初日本政府在劃保留地時，預設每人三公頃，他們有考慮到後面的人口成長以及人口密度的問題嗎?
葉老師：當年日本政府在劃定土地邊界時，並未充分考慮可能出現的相關問題。他們急於將土地區分為哪些是林業地、哪些地區不允許進入，因此做出了這樣的分配決策。分享一個在文獻中看到的有趣事件：在1930年代，原住民發展出一種隱晦的說法，當他們形容某人難以親近或不好相處時，就會說這個人是「保安林」，因為日本人不允許他們進入保安林。日本在劃出保留地之後，並未關注保留地人口成長的問題。
聽眾2：想請問史料中有沒有顯示原住民是否真的那麼想吃白米?
葉老師：從側面的觀察來看，許多原住民後來其實放棄了學習耕種水稻，而回到傳統作物的種植，這種情況在許多地方都能看到。例如在桃園大安溪上游或是復興區，當年日本在強推水田時，開闢了大量的梯田，但日本人一走，那些梯田便不再種植水稻，而是開始種植小米等傳統作物，這表明其實原住民並沒有那麼喜歡白米。
此外，水稻在山腳的生長表現並不佳，甚至不如小米適應坡地環境。甚至有些案例顯示，原住民在山腳種植水稻後，由於作物生長不良，甚至導致飢荒，這時日本的農業技師才開始檢討這些土地不適合種水稻，也認識到不應該將原住民移住到這些地方。更有些社群因此被遷移了兩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