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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遺骨返還的法制思索:制度借鏡與政策調適的觀點

 

原住民族遺骨返還的法制思索:制度借鏡與政策調適的觀點
時 間|2024年5月17日 (五)14時至16時
地 點|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主講人|黃之棟教授

文/Yuhyen

馬遠遺骨事件不能單純看作是受害與補償的問題,應從轉型正義的層面來看待。當年原住民的文物或遺骨被拿取,是當下體制的問題而非單一學校或單位,應該由政府出面,參考國外案例,建立返還與補償的法規制度。
在此背景下,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的黃之棟教授針對原住民族遺骨返還問題,提出了法律與政策調適的觀點,並探討了制度借鏡的可行性。他在演講中指出,遺骨返還問題可以從法律面和制度面進行思考,這兩個層面分別涉及法律意義和制度性表達,即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

遺骨返還的背景與意義

首先從兩起重要的遺骨返還事件講起。第一個事件是2023年發生在愛丁堡大學的排灣族遺骨跨海返還事件,今(2024)年是牡丹社事件150周年,該事件中的遺骨曾被日本帶回並存放在愛丁堡大學。去年,這些遺骨在原民會及牡丹鄉公所的協助下,返還至臺灣,目前暫時安置在臺灣史前博物館的南科考古館。

第二個事件是2017年的馬遠布農族遺骸爭議,在馬遠事件中,雖然臺灣大學(以下稱臺大)表達了返還的意願,但遺骨至今仍未歸還,這顯示在制度層面存在的問題,使得返還過程變得複雜且漫長。黃教授指出,愛丁堡大學和臺大都表達了返還遺骨的意願,但截至今日,只有愛丁堡大學的遺骨返回,而臺大的尚在討論中。不過,愛丁堡大學的遺骨雖然已返還至臺灣,但其是否真正實現了返還的意義,仍需進一步討論。遺骨返還的定義應包括完整的文化和社會脈絡,而非僅僅是物理上的歸還。黃教授分析馬遠事件,指出監察院的報告中許多制度性的問題與盲點。例如,遺骨是否能返還、該不該返還,以及如何返還等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多層次的考量,包括法律、行政、文化和社會層面。

遺骨返還的法律與制度問題

黃教授認為,遺骨的問題可以從多方面思考,包括法律層面和制度層面。他指出,遺骨返還涉及的問題包括:
1.遺骨能否返還,這涉及到法律和行政上的可行性。
2.遺骨是否該返還,這涉及到倫理和文化的考量。
3.如何返還遺骨,這是實際操作層面的問題,包括DNA鑑定、遺骨保存與移交的程序等

 

遺骨返還的意義與挑戰

黃教授強調,遺骨返還的過程不僅是將遺骨從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個,更是對原住民族歷史與文化的尊重與修復。他指出,遺骨返還後,相關的保存與祭祀等問題仍需解決,這也是政策調適的重要部分。

愛丁堡大學存放的原住民遺骨已於去年返還至臺灣。然而,遺骨目前僅安置在博物館,尚未回到部落。這引發了一個重要的問題:什麼算是“返還”?遺骨從國外回到臺灣算是返還,但是否需要回到部落才能真正實現返還?

 

國際經驗的借鏡

黃教授強調,臺灣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遺骨返還制度,包括法律上的可行性、倫理上的應當性及具體的操作方式。制度性的問題在於缺乏一個完善的返還機制,特別是遺骨的辨識、保存及返還過程中的法律責任問題。

參考國外成功的案例,如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在處理原住民族遺骨返還方面的經驗。這些國家通過立法和行政手段,確保遺骨返還的順利進行,並保護原住民族的權益。在此基礎上,黃教授提出了「公共行政與法律作為抵抗」的觀點。他認為,公共行政與法律不應僅僅是國家機器的象徵,而應成為促進去殖民化和實現正義的重要工具。通過制定和執行公平、公正的政策,政府可以在遺骨返還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實現社會正義和歷史修復。
 

結語

近年來,臺灣社會對於原住民族遺骨返還的討論日益活躍。不論是馬遠遺骨事件還是愛丁堡遺骨返還事件,都彰顯了這個議題的重要性與複雜性。尤其是在牡丹社事件150周年之際,對於遺骨返還的認識與推動更加深入人心。

黃教授總結道,原住民族遺骨返還是一個複雜且重要的議題,需要從法律、制度與政策等多個層面加以思考與解決。美國與日本的做法提供了兩種寶貴經驗的借鏡,但臺灣仍需根據本土情境進行政策調適,以實現真正的轉型正義與文化尊重。

這次演講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思考和啟示,尤其是對於如何通過法律與政策的調整來實現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討論與行動,推動遺骨返還的制度化進程,真正實現對原住民族的歷史補償與尊重。原住民族遺骨返還議題既是法律與制度設計的挑戰,也是歷史正義與文化尊重的實踐。未來,臺灣社會應該在國際經驗的啟發下,建立符合本土實際情況的遺骨返還法律與制度框架,以促進原住民文化的永續發展與社會的整體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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