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世鐸、陳冠瑋、黃齡萱、高毅、張維修、林傳凱、林運鴻、林靖豪、何友倫 著
國家人權博物館、奇異果文創事業，2023
文／Mutulavay
20世紀許多國家的威權政府垮臺，社會走向民主化後，「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的理想該如何落實？以原住民族主體而言，臺灣開發史的另一面，就是原住民族土地、語言、文化的流失，及族群認同被污名化的歷史，作者也開門見山地盜領讀者思考，「日語世代」及「華語世代」的原住民族案件，分別蘊含什麼樣的意義？
泰雅族的林瑞昌及鄒族的高一生，均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總督府所培育的原住民族菁英，卻在1952年遭保安司令部逮補，最終因叛亂罪判除死刑。懷有崇高自治理想的日語世代原住民族菁英，在戰後終於有機會名正言順登上政治舞台，縱使他們處在國共雙方競相爭奪其政治忠誠的十字路口，採取相對謹慎的行動，據檔案記載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曾與之接觸過，卻對國民黨政府而言是「求生不可得」的滔天大罪，無法見容。
這也造成原住民族政治發展產生斷裂，除了同情者因恐懼而噤聲之外，選舉制度極度不利於未受國民黨所支持的參選者，最基層的鄉級行政首長或民意代表選舉，選舉即是整個山地鄉，其面積往往比平地鄉鎮廣大，若是省級民意代表的選區不是依照地理界線劃分，而是以選舉權人是否具原住民身分為準。理論上選區範圍更是涵蓋整個臺灣省，因為各地都能有原住民族，僅有國民黨能夠擁有在如此遼闊的選區，從事競選活動的資源者，因此原住民族若不依賴國民黨提名或支持，便難以成功當選，使得國民黨與原住民族政治人物之間的恩庇、侍從關係特別穩固，類如林瑞昌、高一生等的政治菁英後續無人。
1972年，泰雅族的秋賢嘉所寫的〈山地・平地〉刊登在《聯合報》副刊，其提到這個社會加諸在原住民身上的「山地同胞」、「番仔」等標籤難以撕除，然而其認爲比起平地人「有『倒回野蠻』的趨向」的生活方式，反而慶幸自己是「維護道德文明的山地同胞」。同為泰雅族的陳道明閱讀本篇文章後，身有他鄉遇故知之感，與秋賢嘉聯絡見面後，相談甚歡，因而結交並鼓勵秋賢嘉繼續投稿。之後陸續發表一系列文章，分別在《先鋒論壇》開闢「山地問題專欄」、《國峰快訓》專欄連載〈一個山地人的心聲〉。兩人的文章闡述著原住民族在經濟型態轉變過程中的不適應，呈現原住民族生活的進步只偏向於物質文明，卻忽略精神生活與文化發展的不均衡，書寫出同世代的原住民菁英，既目睹部落逐漸資本主義化，自身可能也於都市面對被歧視的苦悶。最終，陳道明被羈押偵訊30多天後，予以釋放；1975年，秋賢嘉以參加叛亂組織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
綜觀而言，《永遠不再─臺灣威權體制下的壓迫與抵抗》引領讀者重新看待歷史，原住民族生活處於漢人優勢的社會中，不得不思考如何促進自身族群的生存及延續。關於原住民族案件的成因，並非單純涉及左翼／右翼或統一／獨立政治意識形態的問題，不應當一律標籤化為「叛亂」，而有特別獨立加以探究的必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