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昌華（七星中會和平島教會牧師）
變遷與遺忘
1626年，西班牙到達北福爾摩沙海灣旁的小島，登陸，宣告這個島嶼歸屬西班牙王所有，並將該島取名為「聖．薩爾瓦多城」。於是這個名稱就成為基隆港東，現今稱為「和平島」小嶼歷史的重要篇章。當時島上的居民是生性平和的巴賽族原住民，族群分居於「聖薩爾瓦多島」上，和對岸的福爾摩沙本島上。這些原住民以耕種、伐木和挖掘煤礦維生。面對擁有絕對優勢武力的西班牙外來的統治者，初期零星和此起彼落的反殖民抗爭，改變不了一個自由民族，成為異國鐵蹄統治乖順臣民的命運。於是，西班牙語逐漸成為巴賽族人日常使用語言，而在天主教神父努力傳佈基督教福音之下，「聖薩爾瓦多」逐漸成為名副其實的「救主聖城」，耶穌基督的故事，成為居民所熟習的信仰內涵。而天主教會在島嶼中央台地興建修道院，就成為天主教神父到來歇息，以及研究原住民語言與風俗文化的中心，如此渡過十數年寒暑，未再遭遇劇烈變遷。
164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大舉來侵，挑戰西班牙在北部福爾摩沙的統治權，只有少量駐軍的西班牙守軍，在眼見敵強我弱的不利情勢儼然形成，於是在未經慘烈的島嶼攻防戰下交出統治權，結束他們在北福爾摩沙16年政治的主宰和文化邂逅的經歷。留下了海岸邊岩石構築的城堡，島上的修道院，以及其他附屬建築，但卻在原住民族群記憶裡，留下異國色彩濃烈的傳說逸事。
荷蘭人以該島為基地，跟隨西班牙人踩踏的腳印，往南北擴張統治範圍，除了貿易利潤的追尋以外， 他們也希望透過教育和傳教，建立長久統治的基石。於是首任也是唯一的荷蘭牧師―馬可．馬修士，擔負起傳布福音的責任，留下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北福爾摩沙的痕跡。
然而，歷史的腳印有時深，有時淺，同樣的時代，熱蘭遮城的故事，留在歷史的印記，像是水鹿重重踩踏的窟窿；然而，「聖．薩爾瓦多」流過的血與淚，卻像山羌輕輕點過沙地的蹄跡，若非獵人銳利雙眼仔細的查看，這些山羌的腳跡，如同平整空白的沙地，毫無痕跡可探索。薩爾瓦多的記憶，已然為大多數的台灣人所遺忘，甚或淡化成為未曾聽聞的逸事。
馬可．馬修士牧師（Rev. Marcus Massius）
但是，曾經走過的腳跡，拒絕消失於檔案館黯黑的角落裡，而上帝也不會長久隱藏眷顧的臉容。在適當時刻來臨時，那些以汗水、淚水和祈禱所構築的故事，會回到後代子民族群的記憶，成為感謝讚美的緣由。
馬可．馬修士，這位1611年生於尼德蘭城市阿伯胡笙（Abehoesen）的荷蘭牧師，壯年時期曾眼見荷蘭海外宣教的風雲人物尤羅伯牧師（Rev. Robertus Junius），更有幸成為其學生，在阿姆斯特丹學習福爾摩沙的語言的風俗習慣。經過數年的預備和祈禱之後，上帝在他44歲那年，成全他多年來期盼成為宣教師的期望，於是他成為聯合東印度公司的神職人員，搭乘大帆船由歐洲東航，經過巴達維亞、熱蘭遮城，最後來到了聖．薩爾瓦多，以福音和教育服事海島上的荷蘭人、唐人、以及巴賽原住民。直到1662年鄭成功佔領福爾摩沙的那年，才倉促逃離北福爾摩沙，前往日本長崎避難。
《有關福爾摩沙島北部堡壘，亦即淡水與雞籠的學校的狀況向政務官員Daniel Six的報告書》
熱蘭遮城內的長官揆一派遣馬可．馬修士前往福爾摩沙北部傳道之後，在數年中欠缺音訊情況下，修書給馬牧師，希望他就淡水與基隆地區的教會與學校狀況提出報告。於是，一封有18頁篇幅，洋洋灑灑的報告書在最短的時間內送到了揆一的書桌上，而信中重要的內容摘錄如下：
「部份內容是我認為要在這個奇異而粗野的民族當中推展基督教的教化這個有益的工作必須採取的適當方法，以便能夠讓他們有更多的人能夠接受教化。
想必您一定知道關於這裡的學校，目前總共只有兩間學校，而第三間還在籌設當中。一間在淡水，另一間在大雞籠社（Quimauri）而第三間應該是在雞籠這裡。前兩間的學生全部都是巴賽族人的小孩，而第三間應當包括（我們如此希望）荷蘭人的小孩、居住在雞籠的巴賽族人、以及或許一些唐人與巴賽族婦女結婚所生的小孩，也有一些巴賽族的婦女與荷蘭人在雞籠結婚所生的小孩，另外或許還會有一些奴隸在學校內或外學習，這些是可能會來學校的人。
就我的判斷，要使這裡有益的工作能夠適當而且快速達到果效並且持續的成長的方法。就我所說的，首先要提供良好的學校教師，他必須要有對於基督教的健全知識、謙卑、敬畏上帝、喜愛並且願意為上帝服務，並且願意在這些盲目的異教徒當中散播基督教神聖的知識以及靈魂的救贖。並且他必須要有一個獻身不怕勞煩的生命。他盡一切的努力嘗試來教導孩童朗讀及一切良好的道德，對上帝的認識以及敬畏上帝，教導他們謹慎並且適度的給予訓練，而他自己也要做一個上述的良好的模範。如果欠缺了這些東西，那麼就不會有適當的引導，那麼這個有益的工作就不會有進展。
在此地進行這個有益的工作所需要的以及使這個工作能夠持續發展的因素，首先我們就不能不考慮西班牙語在此地流通的問題。由於不再有這種訓練，因此並不是所有的人，而是部分的巴賽人還在講西班牙話，並且在我服事的期間所見，西班牙語正隨著時間過往而逐漸消失，而先前發生的瘟疫，殺害了大部分壯年的原住民，加上當地人對西班牙語的瞭解並不正確也不完全，這種西班牙影響消褪的情況，正是傳佈基督教信仰的有利機會。
為了要擴展這個有益的工作較為有益和經濟的事，就是假若我們當中有些人能夠竭盡所能的學習他們的語言，能夠清楚且完美的使用這個語言來教導他們基督教，藉著如此的服事，希望上帝能夠打開他們的眼睛，使他們願意歸信，由黑暗歸入光明，由撒旦的權勢歸向上帝，來使他們的罪惡得到赦免。然後或許可以將他們所接受的對基督的信心傳給他們的後代。」
馬偕與「社寮島（棕櫚島）」平埔族
荷蘭馬牧師的理想是否實現，我們欠缺相關的史料瞭解，但是19世紀從加拿大來的另外一位馬牧師的日記，或許提供了部份的解答。1872年9月27日，他的日記如此紀錄：
「棕櫚島（Palm island）是個小島，它和台灣本島之間以一條狹窄的水道隔開。島上的住民約有兩百人，大部分的人都是以捕魚（大部分都是夜間以火炬捕魚）維生，島上到處種植著花生和地瓜作為居民的食物。我也注意到有超過50名的平埔族人也住那裡。
在海島的一端，我檢視了「荷蘭城堡」，那是在200年前建造的城堡遺跡。面積有數英畝，是個呈現成正方形的工事。主要是由沙岩和灰泥所建造，四周圍深10呎。而四個角落的防禦工事是相同的高度，工事周圍有城牆包圍，以便架設槍砲。雖然經歷時間的變遷，要瞭解整個建築結構的安排概念並不困難。
當地居民也向我們介紹不遠之處的一個小洞穴，聽說百多年前有艘外國船隻在離島嶼不遠之處沈沒，倖存的罹難者居住於洞穴當中，直到他們全數過世。顯然這些傳說是真的，因為洞穴內外刻著數個西方人的名字。
儘管島上見不到任何棕櫚樹，為何卻有如此美麗的名字，實在無法理解。我們站在一株大榕樹下，在一大群的群眾的面前傳揚福音和吟唱聖詩。島上的平埔番說我們所傳揚的是他們祖先所崇拜的上帝。在登上我們的小船離開以前，竟然有50-60人站在2-3呎深的水中聽我們唱歌 。或許是因為好奇吧！只有上帝知道。」
考古遺址發掘
2012年10月1日開始，筆者就任於和平島長老教會擔任牧師，一個禮拜後，西班牙國科會與中央研究院合作的發掘計畫進行開挖，目的是挖掘西班牙人在島上修築的修道院遺址，這個遺址的所在地距和平島教會，只是區區的500公尺之遙。筆者推測荷蘭人在趕逐西班牙人之後，利用該建築作為教會之用。
經過兩個月的挖掘之後，一堵寬約1公尺的灰泥砌造的歐式石牆由土中出現。相當符合馬偕所云「由沙岩和灰泥所建造」的觀察結果。這個結果的出現，讓參與這個發掘計畫的西班牙人鮑曉鷗教授極端訝異，因為挖掘出這道牆址所出現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更多，修建如此寬大的石牆目的為何？對於這個結果筆者並不意外，因為曾經走過的必留下痕跡；只是這個遺跡有多大，有賴將來全面性的發掘才能瞭解。只是，這一連串的事件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不斷迴響的歷史蹙音
1993年開始，筆者決定以研究台灣教會歷史作為畢生使命之後，沉睡百年以上的史料一一浮現在眼前和手中。1996年12冊馬偕日記手稿出現，讓筆者有機會透過抄寫翻譯，瞭解北部教會創設者馬偕的心靈與思想。2002年在荷蘭來登大學就讀期間，深埋於雅加達檔案館中史料堆裡數百年之久，屬於17世紀台灣改革宗教會的史料出現，更讓我訝異於上帝顯明的參與。也是因此，筆者才有機會讀到馬可．馬修士的手稿。而2012年的考古遺址的出土，更讓筆者只能以感謝來表達內心的激動。其實，回想這個不斷在我面前出現的歷史蹙音，所顯示的就是上帝在台灣的恩典足跡已經不願意繼續緘默。而我的使命，只是將這個聲音轉大，讓大家都能夠聽到而已。
※本文原出處為《台灣教會公報》，特別感謝林昌華牧師授權本電子報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