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東亞及多重的現代視野：臺灣藝術史進路》
黃蘭翔 主編；臺中市 : 國立臺灣美術館，
2020
文／吳彣薇
《世界、東亞及多重的現代視野：臺灣藝術史進路》一書係國立臺灣美術館（以下稱國美館）於2019年11月舉辦「2019重建臺灣藝術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後，重新改編的專書，共由8篇文章組成，本文將擇要摘錄。
〈國家藝術史的困擾：從中國與臺灣的兩個個案談起〉探討國家藝術史架構所產生之困擾，作者石守謙並舉林玉山與張大千為例說明。林玉山的〈蓮池〉一作，原被國美館認為係有意識地復興宋元毘陵花鳥之傳統，其實應置於１９世紀末至２０世紀初日本花鳥繪畫創作語境的脈絡研究，才能真正了解其創作目標，主要在於引領可被標示為「日本特質」的自然描繪方向。而張大千研究的困擾在於，其受人重視的風格之變，係成於中國／臺灣境外巴西聖保羅附近的八德園居所，與其祖國（無論是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無直接的地理關係，因此無法將張大千的山水之變，立刻納入任何以國別為框架之藝術史討論。
〈臺灣初期現代建築思想知識的習得與實踐：高而潘建築師〉作者黃蘭翔以高而潘為例，說明現代建築思想知識是如何傳入臺灣，以及其對臺灣建築界所產生的影響。高而潘現代建築思想之養成，係立基於戰前「臺灣總督府臺南工業專門學校」圖書館所藏日文建築專業及通識性的書籍與雜誌，以及柯比意的著作《闡明》。其受柯比意的精神所感召，從此立志於以新時代進步機械主義之理想，來深化臺灣建築及都市計劃。
〈日治時期臺灣的博物館創設過程與其特質〉透過爬梳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稱臺博館）的創設沿革史料，說明其兼具殖產興業的起源特性及自然史研究兩種特質。臺博館的草創起源於明治31年（1898）設立的「物產陳列館」，後歷經明治41年（1908）「殖產局博物館」、大正4年（1915）「紀念博物館」、大正5年（1916）「臺灣總督府圖書館」，至大正6年（1917）「臺灣總督府商品陳列館」。自始至終便隱含博物館、商品陳列館及圖書館三種功能於一身，即至圖書館與商品陳列館的分別開設，成為較為純然的自然科學博物館後，才顯現其自然史研究的特質。
〈臺灣文化資產保存之「周圍環境真實性」保存課題〉深入探討臺灣文化資產保存之「周圍環境真實性」保存課題。作者堀込憲二說明歐洲各國很早就開始重視「歷史環境」的價值並予以保存，如文化資產保存手法中，對於「緩衝區」（Buffer Zone）的設置。在世界遺產的地圖上會明白表示「緩衝區」的範圍，並載明其規模、用途及相關規範內容。現今，「緩衝區」的機能更持續擴大，被要求與資產本體具有共有的精神性。在臺灣，如新竹孔廟（學宮）與十八尖山（案山）的關聯性，其「歷史環境」即具有保存此文化資產本質與真實性之意義。因此，考量資產本體與歷史環境的「整體性」，將是日後臺灣必須面對諸多討論與受到重視的新課題。
〈排灣族與魯凱族傳統人像雕刻的地域性風格及族群移動意義〉一文，作者許勝發談論石雕裝飾風格差異及其可能隱含的族群移動關係。現存之排灣族與魯凱族石雕裝飾原先多施作於標柱或家屋的主柱、壁板等部位。標柱形制多樣，有整體標柱輪廓處理成人形者、整座標柱雕刻成人像者、單純之立石者，以及標柱表面雕刻紋樣者。這些形制對應地域與族群的分布，可分為人形輪廓標柱者，主要出現於魯凱族的區域，頭部輪廓有圓形與菱形兩種，前者主要出現在魯凱族大南群及濁口群之舊社；後者則出現於魯凱族隘寮群。但排灣族內獅頭社及恆春半島saqacengalj，亦各有圓頭人形輪廓標柱，是排灣族極少數的例子。柱狀標柱則主要於排灣族的區域，魯凱族除好茶社之外，甚少見到此類標柱之使用。而標柱表面雕刻紋樣者，可分為「闊頤人頭紋」與「戴羽飾人頭紋」，前者皆位於排灣族布曹爾群北部區域；後者則主要集中於來義、古樓兩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