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與大人》
戴寶村 策畫
李進億、沈佳姍、陳慧先、游智勝、蔡昇璋、蔡蕙頻 撰文
玉山社，2020
文／Mutulavay
讀者對於警察的印象是什麼？如何稱呼這個職業？目前50歲階層的世代，應該都有遇過警察在固定時間至家中查戶口的經驗，這是1896年日本領臺之初，為了治安需求，由軍警編制臺人戶籍簿。自1905年實施全島性戶口調查，使得臺灣擁有超過百年最完整的戶籍人口資料，這套嚴謹的戶政管理系統則是與日本時代的警察制度息息相關，直到1992年，中華民國政府結束動員戡亂時期戶警分立，才正式走入歷史。
1895年日清簽訂馬關條約，臺灣和澎湖永久割讓給日本，臺灣實質上雖為日本的領土，卻實行和日本本土有別的管理機制，為有效控管「新領地」，隨即引入警察制度，其權威性與功能性遠遠超過日本內地。這樣的權威性反映在公開場合的敬語─「大人」，可是被束縛的臺灣人私下卻鄙呼其為「臭狗仔」或「四腳仔」，凸顯出被管理的庶民百姓「小的」與管理者「大人」警察之間的對立關係。書中從庶民百姓角度觀察日章旗幟下的生活日常，主要內容涵蓋警察制度、戶政、經濟管理、衛生、交通等項目，從政治事務到戰時體制，從平地到山地，幾乎是無所不管，也呈現大人與百姓互動的樣貌。
1910年日本政府實行廳制，各廳設警務課，警察原本主要的職責是管理「人」，轉變成除了需要維持治安，同時也經手管理地方基層行政事務，工作項目包山包海，故有「南無警察大菩薩」之稱；其中理蕃警察專門負責「蕃地」事務，範圍是指現今的臺灣山區及蘭嶼。而日本當局透過5年理蕃計畫（1910—1914）將大部分的蕃地納入國家統治，並在1930年代左右確立蕃界與蕃地範圍，以有效地制理整個臺灣山地。在此時空背景下，殖民政府為了全面性掌握蕃地空間，於蕃地執勤的理蕃警察則扮演相當重要的腳色，除了基本警務之外，還須兼具教育工作者的身分，指導原住民農作、木工等新型態的生活技能；再加上日治時期的蕃地被劃定為特別行政區，並非使用一般法律，更凸顯理蕃警察權力之大，甚至可自行決定「蕃人」一切的處分。
日治中、後期「蕃人警察」比例逐步增加，較為人所知則為賽德克族的花岡一郎（Dakis Nobing）、花崗二郎（Dakis Nawi）以及鄒族的矢多一生（Uyongu Yatauyungana）等。受過新式教育的原住民族知識菁英，成為蕃地警察後，因身分與職務等因素，每當殖民政府與族人發生衝突，就必須面臨選邊站的抉擇窘境。他們所受的教育以及自願或被迫接受「文明」洗禮，使其與部落傳統產生隔閡。反觀求學或職場上，也容易接觸在臺的日本人，即便是同學或同事，仍常因原住民族身分遭受不友善的待遇，甚至被以戲謔口吻稱作「蕃人」的不愉快經驗。此種介於「小的」與「大人」間的尷尬，使得日治新世代的原住民族青年陷入認同糾葛的泥濘中，也深層地呼應現今原住民族認同的拉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