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檔案縫隙裡的臺灣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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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2022/09/26

「開山撫番」清帝國與臺灣原住民族特展講座|文獻檔案縫隙裡的臺灣原住民

時間|2022年8月30日(二)

地點|國立故宮博物院文會堂(同步於臉書專頁直播)

主講人|孫大川(總統府資政,臺灣大學、政治大學臺文所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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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布朗

國立故宮博物院於2022年6月25日至9月11日在北部院區第一展覽區展出「『開山撫番』清帝國與臺灣原住民族」,本次展覽藉由院藏檔案文書(特別是清帝國對外關係檔案資料匯編《夷務始末記》、軍機處謄抄《月摺檔》),搭配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的《臺灣輿圖》、國立臺灣圖書館典藏《訓番俚言》以及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撫番開山章程二十一條》等圖像,呈現清帝國與臺灣原住民族的接觸及歷史。配合展覽,故宮博物院於2022年8月30日辦理「文獻檔案縫隙裡的臺灣原住民」特展講座,由孫大川先生擔任主講,引導與會者一同領略本次展覽內容,並從當代處境與眼光解讀檔案,反思歷史對人的意義。

本場演講主要分為兩大部分,首先簡介展覽檔案內容,本次展出清朝年間呈報宮廷的檔案(並非地方史或者文人雜記),皇宮的視線、帝國的眼光,如何透過中國古典式的書寫,承載一段複雜的歷史過程──對臺灣原住民政策的變化,值得細細審閱。接著則是孫先生分享個人所思所得,從檔案縫隙──檔案之外的角度觀察歷史,重新審視清代政府在面對臺灣問題的處境,與當代臺灣的關連性及相似之處。

帝國之眼的交錯

自15世紀地理大發現(大航海運動)開始,歐洲船隊向外探索所形成的全球化、殖民化活動漫延全世界,臺灣亦無法從中倖免。17世紀後,臺灣面對不僅是一個帝國,而是中國、歐洲兩帝國,由此走入歷史時代。當時的兩方帝國看待臺灣及臺灣原住民的角度與分析方式都非常不同,孫先生稱之為兩帝國之眼的交錯。

荷蘭人為了商業發展目的,最早佔臺並進行治理。如歷經地理大發現的其他歐洲國家般,面對未知領域充滿對知識建構的濃厚興趣,這也近一步發展成為人類學、博物學。中國,則與西方不同,擁有淵遠流長的歷史且未經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過程,因此對臺灣的觀點與西方差距甚大。孫先生自言曾閱讀1893年胡傳(胡適之父)代理臺東直隸州知州期間所撰寫的奏摺與文章,發現即使已到了清末,來臺官員對臺灣族群所知仍是片面印象,沒有興趣以今日知識訓練的方式來了解。

皇宮的視線|臺灣的四張臉孔

一、以「界」隔離內外

清朝治理臺灣,由於當時臺灣閩、粵、熟番、生番間族群衝突不斷,民亂四起,因此閩浙總督高其倬上奏(奏報臺灣地方政務摺)建議「民界番界樹立石碑則界址清楚」,開啟以「界」隔離內外的治理方式,是當時清朝政府對臺灣原住民的最重要統治措施。翻看清代文獻,有關獵首記載愈發頻繁地出現,顯示當時原住民生活領域不斷受侵犯與壓迫而有反擊。中國幅員遼闊,統治者難以有效控制偏遠地區,可能因此發展出一套治理邊陲之地的模式。而臺灣地處中國邊陲再邊陲,對清朝政府而言,防止族群間衝突最快而簡單的方式就是劃界。但劃界僅防止原住民與漢人間的爭執,仍難避免界內族群間的衝突不斷。

二、新時代的挑戰──外力進入「界外」

早於中國治理之前,荷蘭、西班牙等外力曾佔臺治理,但未全面掌控臺灣,且治理時間不長。探究原因,或許與臺灣地理位置接近中國漢人文化體有關。鄭成功進入臺灣後,臺灣成為以漢人移墾為主的社會,穩固的文化體使得歐洲中心論無法輕易深入臺灣。或許清廷對臺灣治理要求鬆泛的原因在此,直到清朝中葉,世界各國頻頻叩關要求清廷表達臺灣界外所屬,如羅妹號事件、牡丹社事件的發生,清廷對臺灣的觀點才開始轉變。相較南太平洋、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因地理大發現所發展的殖民主義及歐洲中心論的進入,當地原住民遭遇殘酷殺戮,許多被殖民地區直至1960、1970年代才陸續獨立的境遇,臺灣自地理大發現以來的全球化過程中,並未遭遇大型殺戮;而清代統治時期的涵化,相較上述地區被殖民國家的衝突情形也顯得相對平靜。孫先生認為,如此涵化過程是臺灣性格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三、「開山」的新政策──打破內外:開山撫番

清廷治臺轉向積極開山撫番,第一件事是破「界」,開山分為北、中、南三路由前山向後山開鑿,這方面可參照楊南郡先生的深刻研究。道路開鑿,勢必與原住民相關,展覽檔案也可見得當時的報告與征伐、獎賞、撫卹相關的內容十分頻繁。此外,行政區的設定是另一個重要工作。

四、界外的內化

開山撫番之後,對於山林資源的掌握,以及原住民歸順後如何予以法律地位、後續的教化工作等,都造成文化及認同上的衝突不斷。這些衝突包含原住民與官方、原住民與不同的漢人,甚至不同原住民族群間、原住民族族群的部落之間有錯縱複雜的衝突關係。這些檔案記載,皆可看到相關的文件紀錄。

臺灣獨特的性格與命運

一、殖民論述下的兩個追問

承前所述,臺灣有其特殊的性格與命運,與東南亞、拉丁美洲、非洲等國家非常不同。臺灣地理位置可能是很大的原因,靠近中國卻又地處邊陲,因此歐洲的力量無法掌握臺灣;但中國對臺灣治理又興致缺缺。,不禁讓人追問兩個問題:一、如此長的時間裡,原住民為何從未想過建立一個國家?二、臺灣原住民的主體性消失了嗎?

臺灣為什麼沒有成為獨立國家?其實觀察東南亞(中南半島)、雲貴高原等地區,許多部落民族也有逃避成為國家的趨勢,而偏向以小規模的方式治理。或許對原住民來說,成為國家從來不是一個念頭。但是,漢人來到臺灣3、4百年,為什麼也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然而,原住民的主體性消失了嗎?孫先生出生於1953年,憶及幼年從未看過父母失去自主性的模樣,當時的族人有土地、部落祭儀、生活方式。生活在平原地區的原住民尚且如此,更遑論居於山脈的山地原住民,直至1930年代都還有能力對抗日本政府,即便至今,居住於高山的原住民仍保有自己的生活模式。孫先生認為,1895年以前,原住民具有完全的主體性;1895年後儘管日本政府試圖全面統治臺灣原住民,其蕃政制度仍使原住民維持相當的主體性。但到了1945年後,臺灣原住民開始喪失主體性,即便1980年代起臺灣原住民主體性覺醒而有復振,至今回復多少不得而知。因此,西方殖民論述是否適合套用在臺灣的殖民經驗?其認為有待商榷。儘管臺灣「史上」曾經過荷西、明清、日本、中華民國等政權統治,但從臺灣原住民的角度來說,殖民主體一直是漢人。臺灣殖民樣貌與東南亞(中南半島)、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區非常不同,理論挪用是否合適值得深入思考。

二、文化意識與國族認同

(一)夷夏之辨

漢人為何未使臺灣成為獨立國家?從與華人移民相處的經驗談起,孫先生認識許多海外華僑已是第三代、第四代,但其認同仍然屬中國(華夏)。因此,對漢人而言,「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兩者似乎有區隔,即便改朝換代,文化仍是持續延續,好比由非漢民族所成立的滿清政府最終也屈服在華夏文明之下。臺灣鄰近中國,空間與歷史的經驗都很靠近,或許思考移民入臺的漢人認同,是值得注意。

(二)四個關鍵的年代

回溯臺灣史,臺灣有四個機會獨立成國的關鍵年代,分別是1624年、1661年、1895年,以及1945年至1949年。1624年荷人來臺,並未掌握全臺灣,並於1662年遭鄭氏驅趕;1662年明鄭以臺灣為基地,但對漢文化的離心力不足;1895年日本統治臺灣,但日本仍屬中國文化圈的思維;1945年至1949年中華民國遷臺,有學者如楊儒賓(《1949的禮讚》)認為是臺灣成為獨立國家的最大機會。此四個關鍵年代中,共同特徵是外力的介入。如今思考臺灣獨立這件事,除了文化離心力須足夠之外,外力的介入可能也必須考慮。

原住民的角色及其動能性

1980年代後,原住民族部落復振有長足發展,並未被選舉、政治全盤綁架或是觀光化,隨著時間也發現部落越發有主體意識,有意識地處理祭典儀式、傳統文化。孫先生自1990年起推動原住民介入書寫運動,鼓勵族人提筆抒發主體感受、產出文獻,至今也已奠定一些基礎。如前述及,由於原住民並未成為國家的經驗及企圖,其政治與社會想像仍是以部落為主,或許是因此,國家對原住民而言並非如此重要,原住民對於成為主體國家的渴求遠不及漢人。

再從原住民的國家經驗著眼,1895年後原住民學習第一個國語──日語,並使用該語言與漢人、日人、島上不同族群對話。1945年,第一個國語被迫歸零,開始學習第二個國語。那未來呢?會有別的國語嗎?新的國家概念又會是什麼?現今在科技發展之下,國與國的邊界已越來越模糊,而民族國家的概念也早已落伍。或許,從原住民思維來考量國家、民族、部落、社區間兼容並蓄的關係,是新國家概念的方向。

進一步思考,原住民的認同到底為何?孫先生認為原住民共同性的思維是「根源性認同」──強調人與自然間的關係。觀察臺灣原住民各族群的社會組織以及祭儀文化,可發現臺灣原住民族生活始終是與自然的節奏合拍;亦即,在原住民文化與想像中,人類首要面對的是自然、如何與周邊自然對話。因此「身而為人如何面對大宇長宙」所衍生出各種神話傳說、文化儀式,是臺灣原住民認同中力量最大的存在。

回到臺灣認同,孫先生認同臺灣這個空間是最重要的,若思索如何對千年後臺灣島上的存在許下承諾(空間對時間的承諾),能做的事情將比現今糾結不清的事更多。應該小心避免被清朝以來界內與界外的思維綁架,歷史與政治自有其急迫性及重要性,但對於累積這塊島嶼的美善與文化財富,貢獻不大。

前面提及,近四百年來臺灣相較其他被殖民國家並未遭遇太大的災難。但可惜的是,臺灣並未在空間中看見太多時間的痕跡,過去的建構大部分都被摧毀,如今多數可見的是日式建築(如五院),客家、閩南傳統建築也很少見。而我們有沒有可能更認真的對待空間,是否對空間能有更多的想像?好比各族群建築的概念及美感運用等等,為臺灣這塊島嶼累積更多美善與文化財富。

結語

如何思考國家?國家如同人,有屬於個體(individual)的部分,但也有歸屬感、集體性的部分。個體與集體之間如何平衡與對話?並非只是政治學、歷史學的問題,更是人性的問題。我們必須時刻注意在追求歷史正義的同時,自己是否可能成為人性醜陋面的代表,正在製造給未來後代背負的包袱。孫先生認為,回到根源性的認同,善待自己的環境,或許遠比不斷在政治框架裡面打轉更好。臺灣如此美好的地方,在過去四百年來並未過大的衝突,將來,如何對下一代人做出良好示範,是我們現在必須認真思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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