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與開拓──舞蹈家劉鳳學訪談》
本書主角是「現代舞蹈研究中心」、「新古典舞團」創辦人劉鳳學老師。劉老師從事舞蹈教學逾40年、個人的舞蹈生涯更是超過半世紀，其中包括現代舞創作、臺灣原住民族樂舞、唐讌樂舞及儒家舞蹈，1997年榮獲第一屆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藝獎。本書則由其門生李小華採訪撰文而成，讀者得以有機會首度回望劉老師舞蹈生涯。
前言提及，劉老師在漫長的舞蹈生涯，跨越了創作、研究和教育等領城。實際訪談時，透過師生間對話的展開，因而時常於歷史、文化、藝術和教育等主題及領域交會，並非單向地集中在單一焦點，但為了方便閱讀，作者仍將訪談內容分為六章。
《菠蘿蜜》為導演廖克發首部劇情長片作品，入圍第56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過去導演多以紀錄片爬梳家鄉馬來西亞被噤聲的歷史。本片則以雙線敘事進行，一邊是50年代馬來西亞內戰歷史下誕生的男孩密，因為共產黨後代的身份被送養，後又被生母贖回，親眼見證當局政府對共產黨的追殺；一邊是現代來臺灣唸書的馬來西亞青年一凡，他為逃離母國對華人的歧視政策來到臺灣，卻又時時被提醒來自異鄉，滿腔憤怒無處宣洩，唯有與來自菲律賓的萊拉相處時，他才能拋開煩惱。
菠蘿蜜是男孩密幼年藏身其中被偷偷運出的容器，也是在屢次抗拒生母後，第一次因為分食菠蘿蜜開始親近生母。菠蘿蜜還承載著一凡的鄉愁，當一凡向萊拉介紹菠蘿蜜時，因其帶有濃烈香氣且常見於熱帶，萊拉說聞起來「有家的味道」。家對萊拉而言，是需要努力工作賺錢支撐的對象；對一凡而言，則有著滿腔憤怒無處宣洩，他氣父親嗜賭不養家，不滿偏袒馬來人的升學制度。父親作為共產黨後代的身世是許多馬來西亞人的縮影，但他們對童年慘痛的回憶卻被避而不談，形成許多世代間的隔閡。
二戰結束後，面對馬來西亞內的反殖民聲浪，英國殖民政府開始大力鎮壓，共產黨躲入叢林與軍方展開游擊戰，軍方嚴密控管民間社會以防共產勢力壯大。導演廖克發曾在紀錄片《不即不離》中訪問許多馬來西亞共產黨，試圖去追溯祖父因為共產黨身份被槍決的過往，這些材料成為創作《菠蘿蜜》時的養分。藉由讓歷史上的名詞，化為有生命的角色，讓觀眾得以接近走過那段日子的人，進一步開始理解他們的選擇。
而一凡之所以會因為華人身份被欺負和大學落榜，源自發生在1969年「513事件」，時值馬來西亞第三屆全國大選，反對黨的得票數超越執政黨，後續在反對黨的慶祝遊行中演變為流血衝突，華人死傷眾多。事後，政府宣布衝突源自於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種族衝突，頒布新政策欲藉由縮短經濟差距，以弭平種族對立，實則賦予馬來人許多特權，也埋下馬來西亞社會中馬來人與華人的矛盾；但也因導演的作品常影射過去的政治事件，作品於馬來西亞仍被視為禁片，始終無法遵循合法公開的管道上映。
《菠蘿蜜》前半段男孩密與一凡的身影疊合，暗喻著馬來西亞人世代間繼承的命運—種族衝突和認同歸屬；後半段卻揭示這道課題是可以在不同世代找尋到答案。看著一凡歷經與萊拉分離後學會成長，找到工作得以自立，並嘗試幫助其他族群較弱勢的群體，一凡的未來如同他在深山發現的菠蘿蜜幼苗，逐漸茁壯、成長，孕育著下一代的希望。
《練習，一起走一段：博物館與地方的N種可能》文／Mutulavay
當代博物館被賦予不同的期待與想像，如何逐步建構博物館與地方的網絡與連結？2017年至2019年間，文化部博物館系統與在地知識網絡整合計畫（MLA）促成了這樣的結合，藉由不同地域、不同世代共同嘗試、消化、收斂、反思與建構出多元色彩的文化路徑，一起從過去的歷史脈絡思考如何讓人群走入博物館，促使逐步博物館走向人群。
「博物館系統與在地知識網絡整合計畫」（MLA）是指三方館舍串連運作的體系，強調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Museums）、圖書館（Libraries）與檔案館（Archives）等，如何從原有保存、傳承、推廣世代記憶的使命與專業，進一步與學校、社區、文史單位等合作，創造更多效應。在合作過程中，不僅有助於強化地方文史研究能量、凝聚社區意識，也能提升博物館核心功能及公共性，培養民眾更親近博物館的連結，也與大眾共同分享在地知識的產出及運用，建構公民社會的文化資源。因此，讀者得以透過本書了解如何讓博物館從一個單點拓展向社群，營造在地文化的網絡與定位。
「我們不談整合，談共創」，MLA計畫策展人之一邱健維指出，此計畫透過屏東、花蓮與臺東各地的「展覽」、「工作坊」與「到校教育推廣」的串聯，將在地知識以不同的路徑刻劃出文化的豐富樣貌，邀集各地從事地方文化工作的夥伴們共同練習不外包、練習重新認識自己的歷史、練習說出屬於自己的在地故事，其中，練習「認識自己」也是很重要的課題。
如何將在地知識實踐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對話、覺察、論述、書寫與自我賦權等不同途徑延續於各地，於是MLA計畫辦理日治時期戶口調查工作坊，透過解讀自身密碼的追溯過程，協助參與者建構並爬梳歷史真相的意義。1950年後，殖民政權為進行管理需求，透過系統性普查建置一套包括居住地、族群、遷徙及親屬關係等資訊的戶籍資料。然而伴隨著殖民政策的轉變，調查簿出現許多不同時期的版本，現今這些資料大多留存於內政部所管轄各地的戶政機關，但這些資料對當今大多數人而言是陌生的符號，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藉此工作坊，將參與者拉回歷史脈絡的光譜，首先進行戶口調查簿歷史的認識，接續才開始展開家族故事的「解碼工作」；隨著戶政資料全面電子化的網路普及，加快了家族系譜調查、釐清親屬關係及命名的傳承制度等追溯工程，並同時結合口述歷史進行在地文化知識的建構工作，參與者可透過認識自我的練習工作，落實釐清歷史真相的解殖行動。
當博物館走出館舍與地方建構夥伴關係時，同樣也在思考彼此的共構關係，在地知識或許無法立即解決所有問題，但卻能透過殖民者產物及自我詮釋的轉譯，成為地方發展的另一種可能性，一種更貼合地方的文化途徑。
作者Kolas認為本書文字如同她的眼淚，化成一道河流帶走她的悲傷──屬於她的「Miwatid」。因為不捨父親的離去，終於讓Kolas與父親的相處點滴匯集成一條線，好比書名。
Miwatid為阿美族社會的傳統儀式，是指失去伴侶後，由女性鼓勵妻子勇敢活下去的儀式。透過文字，Kolas記錄對已逝父親的愛，回憶並紀念他們共同經歷的生命──本書正是屬於Kolas Yotaka的「Miwatid」。Kolas Yotaka是政治工作者，曾任記者、譯者和主播。來自花蓮縣玉里鎮Halawan（哈拉灣）阿美族部落的Kolas，父親名字為Yokata，母親為Micuwi，書中特別提及，Kolas的名字來自於祖母，而Kolas的父親將他摯愛的母親之名傳承給她，別有深意；同樣地，父親對Kolas的愛也因而深深地影響著他們一家人。
《活著的部落》文/EN
《活著的部落》於2016年榮獲教育部第三屆MATA獎紀錄片類銅獎。該紀錄片以影像記錄「阿禮部落」因莫拉克風災遷村的歷程，由包宇軒導演執導。包宇軒導演為阿禮部落頭目包基成（Lavuras）之子，受八八風災部落遷村，原鄉文化沒落、耆老凋零等影響，遂開始整理影像，記錄部落發生的大小故事，從此踏上媒體從業之路。後於2020年回到原鄉阿禮部落擔任「阿禮部落自然人文景觀區」行政窗口，2022年4月卸職後，現於原鄉經營家屋「阿爸禮握手 abaliwsu」（abaliwsu為石板家屋名）。
屏東縣霧臺鄉阿禮部落位於隘寮北溪上游，魯凱族聖山霧頭山的西北側，海拔約1,300公尺，是屏東西魯凱族群裏最深山，海拔最高的部落，同時也是省道台24線終點。2009年8月莫拉克颱風侵台，挾帶大量豪雨，造成多處發生淹水、山崩與土石流等災害，其中台24線公路面臨重創，沿線部落受創慘重，山林多數倒塌，裸露出大規模崩塌地，怵目驚心。台24線聯接平原所處的屏東市、長治、鹽埔與內埔等鄉鎮，也連通了三地門與霧臺等原住民鄉。 (more…)
《習巫之路》《習巫之路》榮獲教育部第七屆MATA獎─紀錄片組銀獎，教育部MATA獎為大專校院學生原住民族主題影音競賽，至今已邁入第九屆。「mata」是原住民族語拼音，意指「眼睛」，希望透過學生的觀察感知，拍攝紀錄原住民族的特色文化或生活故事。
2020年拍攝紀錄片時的Lowbing Miyu（何盈暉）僅高中畢業，Lowbing是花蓮縣秀林鄉崇德部落太魯閣族人，也是賽德克族toda（都達）群青年，同時還是位靈媒（巫醫）。祖母Rabay Lowbing（簡金美）是太魯閣族第8代靈媒（巫醫），因已年邁，無法再進行儀式，國中一年級時，Lowbing即開始向祖母學習巫醫文化，承接家族代代相傳的使命，成為太魯閣族最年輕的靈媒。Lowbing年紀輕輕即背負著與眾不同的身份，生活上必須面對的現實和壓力，絕非一般人能夠感同身受。影片並未深入記錄Lowbing學習巫醫文化的過程，則是較著重在Lowbing因為年紀、宗教信仰等因素，遭受到的各種質疑、同儕之間產生的隔閡和內心的掙扎與徬徨，藉由本片得以更加理解Lowbing的心路歷程，以及符合其身分後所作的努力。
《未來無恙》以來自花蓮縣秀林鄉三棧部落的兩位少女——沛宜和慧珍為拍攝對象，英文片名為「Turning 18」，代表著她們面臨18歲長大成人的轉折。導演賀照緹以陪伴視角讓觀眾一步一步進入到她們的日常生活，在冷靜的畫面中卻承載著寫實的殘酷。沛宜18歲時就和男友結婚並懷孕，歷經對於愛情的美好想像；孕期男友的冷漠以對、孩子出生時迎來的經濟壓力。而慧珍的母親因為不堪負荷家中龐雜的照護工作，選擇用酒精麻痺自己，因此在雜貨店欠下鉅款，慧珍曾逃離帶給她無數傷害的家，但她仍然因為深愛著母親而選擇回去。
導演透過穿插歷史影像的方式，暗喻沛宜和慧珍的遭遇是整個族群的縮影，歷史影像的旁白說著：「原先這裡的人過著落後的生活，但在政府過來開發後，人民生活水準有了顯著的改善。」又或是將會破壞自然環境生態的水泥產業發展，說成是促進地區經濟開發。事實上，現在東部許多山區不僅飽受經濟發展不均的影響，自然環境也因過度開發水泥產業而備受威脅。如果忽視這項背景，同時也很容易忽略兩位少女的遭遇籠罩在更大的社會環境下。而導演有意識地承接歷史背景進行本片敘事，正是希望讓觀眾意識到少女們的遭遇是發展鑲嵌在臺灣社會東西發展不均，且漢人至上的脈絡之下。
《qmul rhzyal Tayal開山打林？逆寫北臺灣客庄行程史》
本書以泰雅語和客語並列為題，將呈現何種樣貌的族群故事。泰雅語「qmul rhzyal Tayal」意指搶奪泰雅土地、客語「開山打林」為開發山林之意，期待透過族群間的視角重新檢視歷史，揚棄漢人中心開發史觀，共同書寫客庄聚落形成的故事。
在客家為主題的開發史論述中，如何定位原住民族？書中以原住民族與客家互為主體，藉由方志書寫、集體記憶與空間聚落等三個視角，重新檢視北臺灣原、客交界聚落之歷史及其書寫，以回應二者互為主體的呼籲。其主題包含三面向：方志與碑記等歷史書寫、集體記憶之見解，以及空間界域維持，前者討論應予逆寫的客家書寫文本，後二者則從泰雅集體記憶與空間聚落，思索逆寫的取向。
《日治時期理蕃政策研究：
本書是由財團法人東台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簡稱東台灣研究會)出版的《東台灣叢刊之十七》，為作者何佳龍的碩士論文研究，其現任臺中市立大雅國中地理老師、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
本書內容分為六章。第一章〈緒論〉說明本研究的動機與目的，並進行東臺灣相關研究的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第二章〈東臺灣與總督府的山林政策〉，爬梳日治時期總督府對臺灣森林資源與蕃地劃界的政策實施。其中特別說明當時不同部門──臺灣總督府殖產局（以下簡稱殖產局）與警務局對相關政策的不同詮釋，使讀者對這段歷史有不同以往且更細緻的理解。
《惡人之煞》《惡人之煞》的主角「惡人」是一名克欽獨立軍士兵，電影一開始，他坐在籐椅上逗弄著小狗，娓娓道來從軍的契機：當時，他在礦場工作，卻意外被抓走充軍，擔任軍人期間他殺人，也差點喪命，斷肢是這趟軍旅的印記。
導演李永超曾經被克欽獨立軍捉走，最後是在家人的營救下才僥倖逃脫，和主角「惡人」有過相似的生命經驗，成為導演拍攝本片的起點。演希望能保持客觀的視角，全片採取固定鏡頭拍攝，維持一定的紀錄距離即使如此，當為惡的過往一一攤在陽光下時，觀者難以再保持冷靜，甚至想要藉著攝影機提問，得知惡人之所以為惡的原因。
然而，在戰爭的殘酷之前，惡人早已體會到社會的殘酷，父親是貨運司機，卻在雨天打滑喪命，慘烈的車禍讓父親屍首分離。自幼就被嘲笑是孤兒，主角立志要開創自己的人生，到礦場自食其力卻被克欽獨立軍捉走，之後被訓練為一名士兵，成為一名兇狠如獅的士兵，因為「如果不兇狠就無法打仗」。